百年前印行的《绘图新中国》书影
陆士谔书中写道：“宣统二十年， 开办内国博览会”
为2010年上海世博拍摄《上海传奇》的贾樟柯导演说：“他（陆士谔）写了一本科幻小说，他预言2010年上海会开世博会，而且世博会就在浦东举行，那个时候要建一个海底隧道。100年后，世博会真要在上海举行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
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与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百年世博梦》也如此说。
经传媒的广泛报道，“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这一说法已深入人心。这样一个“梦想成真”的故事确实很动人，很值得宣传。但遗憾的是，这个故事其实经不起考证。实在说，这是典型的“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近期，笔者为了编著《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出版）一书，辗转得到陆士谔百年前写就的《新中国》一书，方知今天我们所说并非真实。倘没有看到原始材料，笔者恐怕也会是这“陆氏预言说”的“以讹传讹者”了。
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
事实到底如何呢？
在陆士谔的小说《绘图新中国》中，小说主人公陆云翔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观览了1951年的上海，他来到人民广场（跑马场）的“新上海舞台”看新剧，在南京路（大马路）坐地铁，到了外滩，忽惊见黄浦江上跨着一架“大铁桥”，他便问“导游”：“这大铁桥几时建造的？”女士道：
足有二十年光景了，宣统二十年（按，1928年），开办内国博览会，为了上海没处可以建筑会场，特在浦东辟地造屋，那时上海人因往来不便，才提议建造这桥的，现在浦东地方已兴旺的与上海差不多了。
那李友琴是在介绍黄浦江上的大铁桥的来历时，顺便提了这么一句，说这桥是1928年在浦东开办“内国博览会”时为了方便人们来往才建造的。白纸黑字，怎么就成了“陆士谔百年前精准预言上海2010办世博会”了呢？时间不对，一为1928年，一为2010年；性质也不对，一为“内国博览会”，一为“世界博览会”。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内国博览会”是不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百年前的书出点小错也不是不可能的。就拿此书为例，目录的第二回回目为“拍马屁挡手煎药，送仙丹小妇多情”，而正文中第二回回目则是“冠全球大兴海军，演故事改良新剧”，这样的错误就有点离谱了，显然正文中的回目是正确的。
那么，“内国博览会”会不会是“万国博览会”手民之误呢？那“内”字或与“万”字形相近，但要知道，此书是繁体字版，如果是“万”字的话，当印为“?”字，查此书后面出现的“万”，果被印成繁体“?”字，看来此处“内”字不可能因字形相近而印错，必为“内”字无疑。
其实，“内国博览会”就是“国内博览会”之意，这在今天听起来别扭，但在当时却并不别扭，恰手头有例可佐证。在1915年出版的冯自由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中提到中国馆之建筑时，这样说：“工程出诸宁梓之手，是以新派而造旧物，未免凿枘不合，宁梓擅西制，使建宫殿，似不及内国工人。”看来“内国”与“外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还有例子，在同一本书中，介绍巴拿马太平洋世博会报知局时，这样说：“会场中特设一局曰报知局，专理一切集会及交际事宜，凡有社团开会，须预在此局挂号，由局员编制日期，不致纷乱，其职掌有四：一内国及万国之大会；二关于学术之集会；三秘密结社及特别团体之集会；四介绍旅馆铁路及太平洋沿岸名胜。”看来“内国”与“万国”相对举，就是“国内”之意。
倘真的是万国博览会，陆士谔当会直接道明的，吴趼人在1905年所写的《新石头记》中，便这样说：“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我请你来，第一件是为这个。这万国博览大会，是极难遇着的，不可不看看。”这里“万国博览大会”就不是“内国博览大会”。
可见，“内国博览会”不太可能是“万国博览会”之误。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不仅没有“精准预言”“2010年”，而且他所说的“内国博览会”亦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万国博览会”，所谓“精准预言2010年在上海召开世博会”只是粗心的后人的一厢情愿罢了。
他在今天蒸蒸日上的声名与其说来源于“预言世博会”，不如说来源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然而陆士谔在今人的眼里声名却蒸蒸而日上，何故？这还得归功于他的小说《绘图新中国》。表面上，他的声名来源于“预言世博会”，实质上，他的声名来自于百年前他对上海未来的“幻想”，而这些幻想在今天有的变成了现实。
陆士谔（1878―1944），青浦人，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早年跟随名医唐纯斋学医，后来来沪行医，陆医生一边行医一边写小说，一生创作了百余部小说，鲁迅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他的作品“皆不称”。
这部“理想小说”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一，主人公陆云翔（按，即作者自己）百无聊赖，在喝了好友李友琴赠送的20年陈的花雕后，“穿越”到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上海，而一个文明发达、面貌一新的上海令他感到陌生和惊诧。
他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游览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这时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已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废掉，租界已经交还我国，洋货已被国货淘汰了，京沪开通了火车（宣统八年召集国会时，由于观礼的人太多，“京沪火车为了此事特加上几班特别专车”），外人侨寓我国不得不遵守我国法律，我国的各式兵舰坚固灵便都非他国所能及，我们海军军力“全球第一”。
这时，人民广场（跑马场）竖起了座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全市都设有了售票点，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南京路（大马路）下有了地铁，黄浦江上架起了铁桥，黄浦江底挖掘有隧道，法院（“裁判所”）里中国人正在控告那违法的外国人，上海交大（“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我国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吾国的工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小康”，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做会计工作（“总账房”），嫖娼赌博都已被禁绝，我国生产出了“式样极其灵巧，用油也极其省俭”的汽车，人们出门可以租坐“出租车”，从徐家汇到南京路十多里间店铺从没间断过。
“国民游憩所”里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骨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火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用成一种“从化学里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一切微生虫”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行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水面上行走的都是那电机船，用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而采得珍珠，社会安定国人文明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苏汉民初步试制成功去除恶根性的“除恶药”，吴淞口海军在大演习，“走遍全国，寻不出一个穷人”，“愁富”的人只好盘算着到海外投资（“把钱运到外国去做一番事业”），联合国安理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待到作者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仍睡在榻上，原来所有光怪陆离的美妙景象，只是一场幻梦。
正是陆士谔对上海、中国未来的想象，以及这中间的诸多想象在今天成为现实，而不是他预言到什么世博会，调动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使得陆士谔一时成为一个“神人”，此书成为一本“奇书”。
今人视陆士谔为“神人”，视《新中国》为“奇书”，正是我们把他当成“预言家”，把此书视为“预言小说”之故。
在笔者看来，把此书当成“预言小说”，不如看作“幻想小说”（正如此书封面所印的“理想小说”）；把陆士谔当成“预言家”，不如看作“幻想家”。预言与幻想区别在哪里呢？预言更多地体现着预言者的“神机妙算”和“远见卓识”，而幻想则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
准确地说，《新中国》属于幻想之作，而不是预言之作。因为陆士谔是那不幸的现实中的挣扎者和痛苦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但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从此一意义来讲，他并不是为那痛苦中的芸芸众生指示一个可能的未来生活图景的先知。
今天，我们常常惊怪于百年前的陆士谔能“预言”到南京路下有地铁、黄浦江上架铁桥、黄浦江底通隧道、大剧院里放电影等，而且这些“预言”在今天都一一实现。我们的惊怪显然是建立在这些新生事物的设想都是一百年前的陆士谔在医房或书房里“独家想象”出来的。
其实，他之设想并不是他的“独家想象”，他之所想事物，在当时世上本就存在，只是当时的上海没有而已，看到他人所有，幻想自己也能有，此亦陆士谔的“准确预言”在今天能够灵验的关键之所在。
就说那轻轨地铁，早在1876年，李圭就在纽约看到了高架桥隧道上行车的景象，他说：“铁路、电线如脉络，无不贯通。轮车必须由城里经过者，则于空际建长桥，或于街底穴道以行。”（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谷及世校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待到到达伦敦，伦敦的地铁更是发达和完善，李圭这样描述伦敦地铁：“美国各街多建铁路，行街车，便搭客，此城则于地底穴道，以行火轮车。分段设车票房。行人欲往何街何段，随处购票，下石阶四五十级，至地底车房搭车而行。亦有货摊小铺，以便行客，恍惚又一世界。是缘地狭人稠，诸国交会，街衢行人车马已不胜拥挤，乃创为地道，庶便往来也。”（同上，第86页）
当年在伦敦漫游的李圭还提到正在讨论中的英法海底隧道，“闻两国会议，拟将海底开通，建铁路行轮车，此举或可成也”。（同上，第146页）
我们知道，上海是西学新学荟萃之地，那么，34年后的陆士谔幻想上海将来大马路下通地铁，黄浦江下掘隧道，这有什么稀奇的呢？
接着要问的是，陆士谔是不是知道西方都市里有地铁有隧道的“新知”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提到南京路下建地铁的时候，他的小说人物李友琴说，由于上海地狭人稠，路面行驶电车往往有碰撞行人等事，于是，“总要想一个改良的法子，于是大家研究，有人说欧美电车有架设着铁桥在半空里行的，有开筑着隧道在地底里行的，经大众议决，说空行不及隧行的便，电车在铁桥上行那铁桥是凌空的，行起来辘龙辘龙雷响似的，闹得两旁店铺及街上行走的人头都晕了，并且架桥的铁柱一根根竖在街上，也很讨厌的，决定开筑隧道，才改成现在的样子”。轻轨隧道还不是参考欧美吗？
再说那黄浦江下的掘隧道，也无不是受欧洲海底挖掘的启发。当陆云翔提出上海到浦东隔着这么宽一条黄浦江，难道黄浦江底下也好筑造隧道的疑问时，女士道：“怎么不能，你没有听见过欧洲各国在海底里开筑市场么，筑条巴电车路希什么罕。”可见，陆士谔对欧西在水底挖掘隧道的“新知”并不陌生。
因此，我们可以说，陆士谔的“预言”和设想只不过是一个“看到他人有，希望我也有”的渴望和幻想而已，并不是他独到的惊人的“发明”。
当然，我们说他之所想有所依据，并不是说他之所梦都有所据。其中也有些天马行空的“不靠谱的”幻想，才可能是他的独创，比如军舰上蒙覆着可以“制服炮弹”的“橡皮包甲”，能使人在水面上行走的“水行鞋”，可随时乘坐的“飞车”等，如果这些设想都实现了，我们才能说他是“神人”。
100年前，陆士谔小说人物随口提到上海曾于1928年举办过“内国博览会”，今天被粗心的人们误传为他“精确预言百年后上海举办世博会”，遂使士谔其人其书声名日隆，于是，采访探寻，翻印整理，好不热闹，这对士谔来说，不能不说是件幸事，然而，倘能启士谔于地下，他对今天的误解和喧闹能安心接受吗？
